文艺批评 | 王威廉：超音速的“精神飞行”——毕飞宇小说简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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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毕飞宇的小说有一种奇异的基调，这种基调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是“声音”，他曾在文章中提过“音”是文字常在阅读中被忽略的另一个重要属性，声音构成了毕飞宇不可替代的风格学，也成为了他的醒目的美学标志。王威廉老师从重读毕飞宇的短篇小说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入手，探寻毕飞宇小说中声音的世界。他认为在毕飞宇小说对语言的那种较劲关系之中，普通语言的顽石中得以开凿出一些矿物质来，同时在声音之外，隐喻着难以描述却又意味深长值得探析的事物。王威廉老师认为在毕飞宇的小说中，叙事不仅是靠着情节来推动的，而是同很多现代小说一样靠着纯粹的观念来引发。某种精神层面的假设，召唤着人物的行动，隐喻与现实反复交织，移步换景，现代之人与现实之人水乳交融，不能分离。由此进一步指出毕飞宇写出的是一种超音速的“精神飞行”的小说，隐喻叙事为现实叙事之间存在着互相加速的关系。小说在日常的掩护下，实则陌生化到了世界的背面。世界被重新改写后，获得了新的照亮，也获得了新的形状与路径。

本文原刊于《芒种》2020年第12期，转载自公众号“花城”，特此感谢！

王威廉

超音速的“精神飞行”

  ——毕飞宇小说简论

     毕飞宇的小说有一种奇异的基调，这种基调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当然是“声音”，这在批评家李敬泽笔下专门辨析过。多年后的今天，我重读毕飞宇的短篇小说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，我没有失望，我的确再一次听见了那种极为独特的声音，它摆脱了时间的尘封和越加挑剔的苛刻，依然那么鲜活，令人暗暗赞叹。这个声音构成了毕飞宇不可替代的风格学，也成为了他的醒目的美学标志。

毕飞宇

      毕飞宇的叙事对于“听觉”的重视在当代小说家中不说是独一无二的，也是屈指可数的。小说家都有自己的声音，但这种声音更多的是“心中的声音”，它是作家在意念中的想象性声音，而不是声带在空气里颤动的真实声音。但我觉得在毕飞宇的小说当中，还真是有一个肉嗓子的艺术装置，这个肉嗓子尽量让意念的声音变成空气中的声音，因而它嘹亮，申辩，花腔，甚至贫嘴。我甚至怀疑作家的写作时会不会大声朗读出来，让耳朵直接对那声音进行评判。我在读毕飞宇的小说时，它时常让阅读激起某种三维感受，仿佛作家正在跟你亲口讲述这个故事。毕飞宇在文章《听，阅读的新姿势》中说：“文字的基本属性有两个，一个是‘形’，这是供我们阅读用的，它作用于视力；但是，文字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属性，那就是‘音’，这是供我们说话用的，它取决于我们的听。‘形’和‘音’并不构成彼此矛盾的关系，然而，出于生理的特征，我们在面对文字的时候很难兼顾。比方说，我们说话了，我们接受的是‘音’，我们自然就会忽略文字的‘形’；同样，在我们阅读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专注于文字的‘形’，很难体会文字的‘音’。”在这样的基本认识当中，他把注意力对准了文字的音，他像是个古典的乐师，在悬挂的钟磬上边左敲几下，右敲几下，听听不同钟磬所发出的独特声响。那钟磬，对他而言自然就是文字。他敲击着语言，在回音中思谋着下一个句子。

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

毕飞宇著，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

      因此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毕飞宇推出他的长篇小说《推拿》并非是一种题材选择上的偶然，更是一种艺术探寻上的必然。完全抛开一个视觉性的世界，进入一个声音的世界，分辨和转译那个声音的世界，这是一种巨大的挑战。想想看，盲人的世界对于一个传统作家来说，太难了。因为从盲人的视角没法白描这个世界，只能感受这个世界，这注定是一种精神性的表述。在《推拿》的书写中，毕飞宇进一步获得了那种盲人对于声音的特殊敏感，从而真正跟盲人获得了同样的处境。我想，这次的写作之旅，对于像他这样的作家而言，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精神修炼。说点题外话，《推拿》被改编成电视剧后也很受欢迎，但很多人忽略了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因为电视剧可能距离作者的创作现场最为遥远。因为电视剧注定了是一种视觉呈现的艺术形式，是从人的外部向内看，而《推拿》显然是从内往外看，所以，这样的错位注定了《推拿》的改编永远也不能完全呈现原作的精神。

《推拿》

毕飞宇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

      不过，在这声音之外，还有许多难以描述的事物，那些事物也是意味深长，值得进一步辨析的。在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这个短篇小说当中，孩子的视角被他拿捏到了极致，从而获得了一种更加幽微深远的象征性。孩子是人类生命最敏感的时期，是生命的上升阶段，在这一时期，所有的经验都会被以最高的敏感度去体验，因此，其所经历的一切都会被无限放大，从而抵达一种更高层面的审美维度。这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与美学的交汇贯通。我们得忘记我们脑海中的那些已经凝固的知识，去真正理解没上过学的孩子第一次面对世界地图时的情景。事实上，孩子所面对的，也就是世界本身的某种现身，孩子们不可能无动于衷。孩子们被一种关于世界的整体性图景给震惊了，给驱动了，尤其是叙事者“我”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这个“我”有一个喜欢夜观宇宙的父亲。

      叙事的动力来自于那种奇妙的不对称性。大与小的极端并置是文学上的一种经典手法，像斯蒂文森的诗歌《坛子轶事》，其中的关键意象便是渺小的坛子和阔大的田纳西州之间的对比。“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放在田纳西的山顶。凌乱的荒野围向山峰。荒野向坛子涌起，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。”正是坛子的小，才让“大而无当”的荒野获得了某种秩序。同样，无名之地王家庄与全世界的并置，这就像是落差高达百米的三峡大坝，河流被蓄积，势能在酝酿，终于，水从高处跃下，原本极为柔弱的事物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，在经过涡轮机后，又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电能，驱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《坛子轶事》

华莱士·史蒂文斯著，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

     小说一开篇便有着与众不同的幽默：“我还是更喜欢鸭子，它们一共有八十六只。队长把这些鸭子统统交给了我。队长强调说：‘八十六，你数好了，只许多，不许少。’我没法数。并不是我不识数，如果有时间，我可以从一数到一千。但是我数不清这群鸭子。它们不停地动，没有一只鸭子肯老老实实地呆上一分钟。我数过一次，八十六只鸭子被我数到了一百零二。数字是不可靠的，数字是死的，但鸭是活的。所以数字永远大于鸭子。”毕飞宇深谙短篇小说叙事的音乐节奏，“八十六或一百零二只鸭子”这个奇妙的说法反复出现，宛如一首音乐的基本旋律。在这种有意的重复当中，每一次重复都在加深和拓展着某种意义的表达与呈示。这相较于传统小说对鸭子的具体外形以及动态的描写，实在是要高明许多。

     李敬泽说，毕飞宇的叙事是在跟语言较劲儿。那么，在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当中，这种较劲儿表现得非常明显，还不仅仅体现在对语言的较劲儿上，还体现在这个叙事者跟世界的较劲儿上。这种较劲儿直接变成了情节，变成了行动：这个孩子居然要赶着“八十六或一百零二只鸭子”去世界的边缘看看，这让这个切口很小的小说骤然具备了一个极为雄心壮志的内核。这也让我们发现，他跟语言的较劲儿，不是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修改或打磨，它更像是一种淬炼，在普通语言的顽石中非要开凿出一些矿物质来。这种较劲儿体现在一个普通的意义叙事单元中，作者都试图要让它产生一个小小的高潮，至少是波澜。——这便是毕飞宇的叙事野心，并最终构成了他的叙事风格与叙事动力。

     还有那个着墨不多的父亲形象，简直就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化身。“父亲说：‘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，要用你的脚。’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，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，犹豫了半天，说：‘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。’”中国人都明白为什么父亲不说地球上的事情，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法说。但这篇小说的开阔之处便是超越了具体的时代，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对于人类想象力的制约与拓展。小说借助世界地图的意象，获得了一种浩大的俯视心态。那些没有联系的事物，紧密地放置在了同一个视野当中。叙事获得了高度，有趣的是，这就像是宇航员在太空中俯瞰的同时，也体会到了失重的感觉。在这里的“失重”完全没有贬义，而是完全相反，这种“失重”是非常迷人的，能造成这种失重的小说家，其实并不多见。小说的两个细节很有意思，儿子首先觉得仰望宇宙的父亲是个神经病，最后父亲骂儿子是个神经病，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。显然，这两个细节构成了小说的框架，也像是某种刹车机制，让叙事的“失重”重新安全地降落到现实的层面上，从而保证了小说依然处于现实的维度，没有违反与现实签订的协议。

     毕飞宇在他的《小说课》当中评述了莫泊桑的经典短篇小说《项链》，他在里面谈到了小说内部的制衡与反制衡的问题，他提到了《项链》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性，但时过境迁，现在他忽然发现《项链》里面蕴含的一个很重要的正面价值：人们对于信用契约的无比重视，证明了当时的世道人心有着稳固的秩序。那么在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里面，也许他在大的初衷当中，对这对父子的关系描述，暗含着对那个时代的批评，但最终让我们惊喜的不是这个批评，而是那种非常美好的想象力。这也回应了他的说法，小说内部的制衡与反制衡总是会超越作者的预设，来到出其不意的境地。这也是小说文体的重要性与魅力之所在。他的短篇小说《是谁在深夜说话》有个令人惊悚的情节：南京城的老城墙需要修补，但是当城墙修补完整之后，老城砖居然多出了不少。这个时候叙事人说了一句话：从理论上来说，历史恢复了原样，怎么也不该有盈余的。我读到这里惊了一下，这个隐喻太重要了，面对历史的时候，我们大多数时候其实并没有面对历史本身，而是在面对历史的盈余。历史的盈余构成了历史的更大肉身，让历史的城墙本身变得充满了狐疑（他在小说中也多次提到狐狸的意象）。那么，我们不妨说，小说正是历史的盈余。

《是谁在深夜说话》

毕飞宇著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

    《写字》是毕飞宇又一篇涉及父子关系的短篇小说。在这篇小说里面，父亲教孩子写字，这其中无疑暗含了一种父与子的权力关系，一种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侵蚀。父亲教孩子写字，就是在命名一个世界，是在照亮一个世界，而孩子的童年实际上是在抵抗这种命名与照亮。孩子一方面向往成年人的世界，一方面又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待久一点，因为孩子的世界里边有着幽微与混沌的快乐。《写字》中的南瓜意象，跟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里面的鸭子意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可以对比在一起来研究，是特别有意思的。南瓜是植物意象，鸭子是动物意象，但它们同时都指向童年的领域，前者代表着单纯，后者代表着活跃。

     在父子关系之外，毕飞宇还特别聚焦于女性世界的探究与书写，这一点也是让我暗暗称奇的。一般来说，作家专注于父子关系，就会疏离于对女性世界的那种敏感能力，但是毕飞宇却在女性的敏感能力上，同样有着耀眼的表现。《青衣》当中书写了女性的三个层面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柔弱；女性在戏剧（包括自我塑造）中的华贵；女性那种细腻的虚荣；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丰富的女性世界。到了中篇小说《玉米》三部曲里边，玉米、玉秀、玉秧，这三个姐妹更加体现出了毕飞宇笔下独特的女性世界，我们发现，这个世界跟毕飞宇的“叙事较劲”是非常有关的。女性是比男性跟世界更加较劲的一群人，女性因为是弱者，因而她不得不时时刻刻要对外界的压力作出回应，女性的感受力又如此发达，带来了敏感，也带来了纠结，这样一来，当毕飞宇的语言与世界的那种较劲关系放在女性角色身上，便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女性与世界之间的那种关系。因此，毕飞宇在表达女性心理方面，轻易就抓到了那个最关键的关系内核。

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05年版

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8年版

     毕飞宇的小说给人的印象是很接地气的，正如青年批评家贺嘉钰说，毕飞宇的想象力是“结实”的。这种“结实”究竟是如何生出轻盈的想象力的？通过以上的梳理，我们看到在他的小说中，叙事不仅是靠着情节来推动的，而是跟很多现代小说一样，是靠着纯粹的观念来引发的。某种精神层面的假设，召唤着人物的行动，隐喻与现实反复交织，移步换景，现代之人与现实之人水乳交融，不能分离。我想，他写出的是一种超音速的“精神飞行”的小说，隐喻叙事为现实叙事加速，而现实叙事同样能够为隐喻叙事加速。他的小说在日常的掩护下，实则陌生化到了世界的背面。世界被重新改写后，获得了新的照亮，也获得了新的形状与路径。

本文原刊于《芒种》2020年第12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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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编辑｜云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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